设立国家级新区对天津滨海新区 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

导读：改革开放以来，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思想，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先后成立了19个国家级新区。

表1 天津市各区域平均企业生产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表2 天津市生产效率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思想，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先后成立了19个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是指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我国第二个国家级新区。其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对于国家级新区的研究，学者大部分是通过分析与总结已有新区的模式，发现问题，并为新设立的新区和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及建议。王佳宁等（2017）为重庆两江新区提供“三个清单”模式的建设指导方针 ，李才平等（2017）为赣江新区、邓紫微（2014）为湘江新区、白然（2014）为天府新区、陈扬（2013）为兰州新区、吴志鹏（2011）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都分别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总结经验时，学者也对国家级新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是在国家级新区的定位方面，功能认识不够清晰、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发展模式不够新颖（陈东等，2016），导致随着新区的数量增加，同类型新区间的竞争加剧，发展存在隐患。其次，国家级新区的政策体系与新区实际情况不相符（李云新等，2016），政策所带来的效用逐渐减退，制度也缺乏创新力（谢广靖等，2016）。最后是产城不融合问题凸显（谢广靖等，2016；汪海军，2016；王霞等，2014）。产城融合程度不高，成为了制约国家级新区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有部分学者近年来开始研究国家级新区的区位选择问题。王立（2017）认为国家级新区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政策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因素对国家级新区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小，新区所在区域、城市区位条件影响较大。彭建等（2015）构建了国家级新区区位选择的“发展战略导向+建设支撑条件（1+4）”评估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 , 综合考虑国家区域开发战略导向及其建设支撑条件，得出了新区建设的最佳城市群综合区位，这些区位也与现有的新区分布格局基本吻合。

尽管学者鲜有直接研究国家级新区中的企业生产效率，但是我们仍可以借鉴学者研究生产效率相关问题的经验。根据测算原理和角度的不同，生产效率的计算方法可分为增长核算法、生产前沿面法和指数法三类（王荧等，2010）。增长核算法是通过构建能表示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来推导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常用的方法包括OP、LP、固定效应等模型。王晗懿（2017）、吴明琴等（2016）、苏锦红等（2015）、张杰等（2009）都运用了OP方法估计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曲玥（2016）则同时运用了OP、LP两种方法进行估计。也有学者运用该类方法估计部分企业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叶刘刚等2016）、谢运博（2016）运用OP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医药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生产前沿面法又可以分为参数与非参数模型两类。参数模型主要包括随机性参数前沿生产函数方法（SFA），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则是非参数模型的代表。刘舜佳（2008）、张宇（2007）等运用了DEA方法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李道和等（2008）则从产业角度出发，基于DEA方法分析了中国茶叶产业的生产率。石风光（2012）、张唯实等（2010）通过SFA方法计算我国省级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李静等（2016）则聚集到了地级市层面。当然也有同时使用DEA和SFA两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如魏下海等（2011）、石风光（2010）则同时运用两种方法估算了我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方法中运用最广泛的是Malmquist指数，其是在前述生产前沿面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分解或计算效率的动态演化过程。陈超凡（2016）通过Malmquist指数估计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0]，李成等（2014）、袁晓玲等（2009）测算了商业银行生产效率，常建新等（2011）、邓利方等（2006）则分别估算了西部地区、广东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总的来说，学者对国家级新区的研究还较少，且大多数停留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层面，即使有少部分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也都仅从区域层面进行，而鲜有对国家级新区中的微观个体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到了国家级新区中的企业，通过探讨设立新区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来直接反映国家级新区给微观个体带来的效用。首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出天津市这两年所有企业生产效率，然后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比分析，探讨了影响天津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考察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天津市滨海新区内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本部分首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方法（DEA）计算了天津市内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对天津市各个区域的生产效率进行排序分析。其次运用了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影响天津市企业生产效率的因素，并着重考察了是否处于国家级新区这个变量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一）天津市各区域生产效率计算结果

数据包络分析法方法由世界闻名的运筹学家Charnes等人于1978 年创造，是用来判断决策单位（DMU）生产效用水平的非参数测评方式。该方法的根本想法是把每一个被评价单位视为一个DMU，大量的DMU组成了被测评群体，由对生产投入和生产效益比率的全面解析，以每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比重为变量来测评估算有效生产前沿面，通过计算各个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位置差异判断各DMU的效用水平。该方法根据规模报酬的可变性，分作固定规模报酬模型（CCR）和可变规模报酬模型（BCC）。本文采用的是投入导向型、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方法计算企业生产效率。

以总资产、从业人数为投入变量，主营业务收入为产出变量进行投入导向型、规模报酬可变的DEA计算得到天津市所有企业的效率。再将每个区域内的企业生产效率进行平均，得到各个区域的平均企业生产效率，按照效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得到以下结果，见表1。

在2004年到2008年的企业生产效率排序中，共有9个区域的排名提高了，分别是滨海新区、西青区、红桥区、河北区、南开区、河东区、河西区、和平区和静海县，北辰区和津南区排名没有变化，武清区、蓟县、宁河县、东丽区和宝坻区5个区域的排名有所下降。下降的五个区域全部集中在天津市的北部，似乎表明天津的发展呈现出了南北差异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其排名由第六名提高到了第四名。尽管只是小幅度前进，但由于只距离成立国家级新区两年，有理由相信，滨海新区将会吸引到更多具有高生产效率的企业。

为了进一步突显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滨海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还单独计算了滨海新区三大主要行业在2004年2008年的效率及其排名变化。通过资料整理，发现滨海新区2004年、2008年分别聚集着33种行业624家、1005家企业。企业数量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下简称化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下简称运输制造业）。

可以发现，滨海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在化学制造业中的排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在2004-2008年5年间，滨海新区的化学制造业企业由100家扩张到了151家，行业规模扩张了一半。而整个天津市的化学制造业企业仅从578家增加了44家，2008 年共计622家。根据上述数据可以推测，天津市除滨海新区以外的区域有企业在退出市场，或者搬迁至滨海新区。所以尽管排位顺序未发生变化，但可以推测化学制造业企业将不断向滨海新区转移。随着产业集聚，拥挤效应显现，竞争将会淘汰生产效率不高的企业，进而使整个滨海新区区域的生产效率提高。

滨海新区在2004-2008年5年间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了仅一倍，这与天津市该行业的扩张规模项一致。滨海新区该行业的生产效率排序从第10位前进到了第7位，一方面可能是新进入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原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从企业的分布来看，滨海新区与多个新区在企业数量上相当，存在着竞争，滨海新区需要利用国家级新区的优势，为区域内的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有效支持，才能使该行业持续、稳定发展。

天津市的运输制造业在2004年分散在以西青区为主的多个区域，区域聚集效应不明显。但到了2008年，该行业主要集中在西青区、北辰区、东丽区、武清区和滨海新区五个区域。五个区域的运输制造业企业在2008年占天津市整个区域的80%左右，并占据着运输制造业行业生产效率前五的位置。滨海新区在该类的排名在2008年也从第7名提高到了第3名。但生产效率暂时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滨海新区在该行业具有稳定的区域地位，因为可以预测五个区域未来的竞争将会加剧，产业聚集效应将可能使运输制造业集中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区域。不过可以期望的是，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发挥其作用，为滨海新区创造运输制造业的优势前景。

（二）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因子分析结果

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10类因素及判断是否为滨海新区的二值类型变量进行分析，并将结果进行排序，得到表2。该表中，PD,T为每个因素的影响力，p value表示显著性，于回归分析中的P值具有相同含义。

2004年，10类影响因素中排名第一的是区域投资强度，表明在2004年时期，影响天津市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这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投资在我国早期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本越发充分，资本对企业生产的制约能力降低，但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2008年该因素的影响力降到第四位。排名第二的是企业所有制类型，2004年的国有企业影响着天津市区域的生产效率，但之后，国有企业在区域的生产效率中的影响力在不断削弱，区域企业生产效率对于企业类型将愈发不敏感，在2008年该因素的影响力下降到了第九位。排在第三位的影响因素是区域税负水平，说明一个区域的税负水平会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吴辉航等（2017）发现减税政策对于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促进作用，直接效应是减税有利于存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减税可以刺激更多的创业活动，而新进入企业比存续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与本文的分析结果相契合。可以看到，即使到了2008年，税负因素的影响力仍然排在第六位。

2008年中影响区域企业生产效率的10类要素中，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区域环境因素，与2004年企业生产效率受自身因素及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差异，说明企业的生产效率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设立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经济开发区的必要性。2008年区域外向度、区域外贸水平分别成为了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第一和第二大因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外来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市场，并为企业带来了新管理模式、新生产技术等诸多提高企业生产率的利好条件。天津市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企业对于外向贸易的依赖也不断加深。这一结果也充分印证了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会促进一国生产技术和效率水平的提高、改进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一观点（Greenaway et al, 1999）。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并没有发生显著影响的企业要素密集类型不仅在2008年发挥了显著影响，甚至直接排到了第三名的水平。要素密集类型愈发重要，表明在天津市内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划分愈发明显。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生产效率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似乎也意味着天津市的企业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正在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

最后，关注二值变量是否位于滨海新区境内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2004年，该结果并不十分显著，这说明在滨海新区成立之前，原位于滨海新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天津市其他区域的企业生产效率并没有区别。在2008年，该因子的影响力增加了约2倍，并且在1%左右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是否位于滨海新区对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了影响。该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原有的位于滨海新区区内的企业，受到了国家级新区政策的鼓励和扶持，得益于更好的商贸环境以及更优惠的政策力度，充分抓住机遇实现自我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滨海新区的战略优势吸引了更多高效企业的进入。作为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无论是在市场潜力、产业聚集还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现有研究表明，高效率的企业更倾向于进入这种环境（刘颖等，2016）。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百度地图Web服务API中的正向地理编码服务将天津市所有企业定位到地图中，运用DEA方法计算出天津市2004年、2008年企业生产效率，再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比分析，探讨了影响天津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在此过程中着重考察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天津市滨海新区内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天津市企业发展速度呈现南北不平衡局面。通过排序比较天津市2004年和2008年两年中各区域内部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现武清区、蓟县、宁河县、东丽区和宝坻区的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排名在下降，且这五个区域全部集中在天津市的北部，表明天津市呈现了南北区域发展差异的现象。

2.环境因素对于天津市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力加大。分析发现，2004年企业生产效率受到自身因素及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而2008年则主要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诸如区域外向度、区域外贸水平、区域税负水平等环境因素在天津市企业生产效率中起到了愈发关键的作用。

3.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于提高区域的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没有设立国家级新区的2004年，是否位于滨海新区区内对企业生产效率并无显著影响。而在设立了国家级新区的2008年，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位于滨海新区区内的区位条件有着较为显著的关系。一方面是新区的设立对于原有企业的利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效率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进入有市场潜力、产业聚集优势和政策扶持的环境。

（二）政策建议

1.促进天津市南北区域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基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提出的。在此指导思想下，不仅应该关注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应注重区域内部的差距。天津市共有16个行政区域，位于北部的武清区、蓟县、宁河县、东丽区和宝坻区区域面积接近整个天津市的一半，但无论是从企业的分布数量还是生产效率来看，都远远落后于天津的中部及南部区域。而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又位于天津的东南部，其快速发展带动的是南部周边地区，势必将会加剧天津市南北差距。如何将滨海新区的“增长极”效应溢出到天津市北部区域，带动北部大片地区的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创造有利于企业的市场化环境。天津市作为一个港口城市，有着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天然地理优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种优势也会愈加凸显。然而仅有地理优势还不足以让天津市吸引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进入。只有创造一个具有优惠政策、鼓励外贸等条件的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环境，才能使更多高效企业聚集到天津市，有效发挥天津市未来的市场潜力。

3.注重发挥滨海新区的增长极作用。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不仅在带动天津市、津京冀地区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是承担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任。现有研究也表明，新区的设立的确有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那么如何利用好滨海新区的政策优势，使其成为真正的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值得仔细探讨。

（作者简介：王家庭，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土地与房地产经济；李艳旭，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